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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忽然》分享会:韩少功与何立伟对谈人生的辽阔与文学的丰盈

专题: 想法 读书 摄影 文艺活动 文学天地
作者:阿山的诗和远方 来源:原文地址 时间:2022-01-22 17:38:01  阅读:108   网上投稿

前不久,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韩少功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何立伟老师作客湖南图书馆,举办韩少功新书《人生忽然》分享会,以“人生的辽阔与文学的丰盈”为题展开对谈,共同探讨他们对文学的观察、思考和实践。

韩少功介绍新书《人生忽然》的成书过程

我从事文学创作45年了,湖南文联的龚曙光说,湖南的出版系统没给我出版过一本好的书,说湖南欠我一本书。我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祖籍澧县,生于长沙,在汨罗插队期间,当了好长时间的司机。在湖南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把近年发表的散文、随笔,和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章一起,集中起来出了这本集子。

我70年代开始写作,从19岁时落纸的《藏影记》到近作,至今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书名定为《人生忽然》,这个“忽”,在汉语词典里,就是快的意思,有一眨眼的感觉,这个书名我比较满意;还有一层含义,有点恍恍惚惚的感觉,这个惚与忽然的忽是想通的,这是我的真切感受。这对自己有一种警示,文学是用文字语言进行诚恳的、真切的表达,那是可信的。弄得不好,就成了花言巧语,骗人也骗自己,不是忽然,而是忽悠。人生忽然不可变成人生忽悠。没有对文学孜孜以求的执著,创作不会“忽然而至”。

书中,《重返雪峰山》《放下写作的那些年》《长岭记》《萤火虫的故事》等文章,写的是过去的岁月,追忆当年的人和事。《知识,如何才是力量》《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等文章,关注社会现实、观察和思考当下与未来,想告诉大家如何做复杂时代的明白人,如何保留心灵的休憩之地。

书的封面照片,拍的是在汨罗县三江镇八景村,2000年盖的房子,这20多年,我每年会在那里住半年,感觉住在那里挺自在的。今天汩罗的老乡也来了。这是我的亲友团。还有我的知青朋友,我中学的两位老同学。以前下放到封面上的这个地方,现在叫八景村。

书出来了,作者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读者怎么看,能不能接受,要拍砖要吐槽,这是正当的权利。在这些读者中间,我最看重的一位读者就是何立伟老师,我们是相知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的艺术眼光和敏锐的判断力都是很独到的。他以前说哪本书值得一读,我就在网上去找来读。今天先请他谈一谈他的想法。

何立伟最佩服当代中国的三位作家

在谈对《人生忽然》这本书的阅读感受之前,我先介绍一下作者韩少功先生。我是八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几十年来中国文坛这些作家,包括二线的作家、三线的作家,我认识的面非常广。中国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这种传统,文人是很难佩服别的文人的,尤其像我,是一个湖南作家,湖南人的性格里面就有一种不信邪不服韩,古时候叫不服周,只有楚国是不服周天子的,叫不服周,我的性格里面就完全没有这种服周,所以一般的作家,我佩服的很少。

当代作家里面,我只佩服三位作家,早的不说,我和少功分别是五三年、五四年出生的,五十年代的作家,一个是史铁生,他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在中国作家里面,是唯一一个一直对生命的终极问题作严肃思考的人,他去世后,全国有十几个城市举办“史铁生之夜”,史无前例,长沙这个会场就是我主持的,场面挺感动人的;另一个作家叫阿城,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作家,和韩老师有相似之处的就是,你不能问他知道什么,你只能问他不知道什么,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你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读了那么多的书,涉猎得那么广 ,而且说得头头是道,他说得不对的地方,你都认为他是对的,太聪明;还有一个就是韩少功,他是我们中国作家里面少有的视野最开阔,学养最深湛,思考力最强大的人,他的特点就反映在他这本书里面。

何立伟:《人生忽然》是真正学者型作家的作品

这是一本生活之书, 也是一本文化视野广阔的随笔,知识点密集,思考世界与人生,思想深邃,这个时代的作家里面很少有人做到这样,就是说,在展示一个作家的胸襟、情怀、学养、知识结构和强大的思考力这方面,可以说,他代表了中国作家在思想上的高度和深度。

这本书分为三集,读大地、读时代、读自己,这“三读”的对象,包括我们生长的这个世界和社会,包括我们生长的土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包括我们的生命个体。所谓读就是阅读,是研究、体悟、思考,然后聚集成文字。

我曾经在网上发过一句话,我说如果你阅读只是满足在重要的语句下面划波浪线的话,那么你把这本书读完,你会把书划成太平洋。所以这本书里面那些精彩的段落、精彩的句子,随时可见。也可以说,这是一张韩少功向世界发问,向生活发问,然后作答之“韩少功的试卷”。我相信,在座的诸位读这本书,在思想上一定会有所启迪。在这三集之中,我认为这本书的精华和硬核所在,是在第二集,即读时代这一集里面。第一集和第三集,还是有不少作家能写的,虽然不一定会写得这么好,但是能写出来。在第二集里面,韩少功所展现的内容,是他最独特的地方,不是所有人都能写出,这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作家的文化修养和知识结构,我们大部分人的知识结构,都是学理科的只懂理科,学文科的只懂文科,文理兼修,而且相互打通,这样的人为数很少,尤其是作家里面能打通文理的更少。80年代,王蒙就对文学界提出过,中国要出学者型的作家,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也没有出几个学者型的作家,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韩少功是我认识的作家里面少见的文理兼修的作家,是知识结构十分完备的作家,是真正的学者型的作家。

几个月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主任吴国盛,也是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他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的,在我的撮合下,与韩少功在湖南大学进行了一次关于“科学时代的人文价值”的对话,韩少功对科学史非常了解,不是肤浅的那种常识性的了解。能够和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中国最顶级的专家去对话,一般的作家一定是担当不起的。

以书中一篇文章来看,里面就谈到了科学和科学史,谈到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谈到了经济学中的数学建模,谈到了技术学科、基础科学。从20世纪的理论,到爱因斯坦的世界,和世界最权威的《自然》杂志。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密集,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包括从阿基米德的洗澡水谈到大型射电望远镜和高能粒子对撞机,知识爆炸,最主要的不是宣扬知识点。

在这篇随笔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质疑,韩少功是一个非常有思维力的人,他通过经济史、科学史的诸多案例,来质疑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质疑理性工具为何大不如前,质疑时间的多方面的定位,等等。所以文章中充满质疑和发问,这些质疑和发问,他作出了他自己的解读,他的解读也打开了我们的脑洞,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启迪。

像这一集里面这样的文章充满了密集的知识点。通过这些学养,表现出一个作家对世界和我们时代发展中最大的问题的关注,质疑发问,和他自己作出的一种解答。这本书还有非常生活的内容,如果对韩少功是有一定兴趣的人,或者是通读过韩少功所有作品的人,在这本书里会找到很多他小说里面的场景,如《爸爸爸》《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等,他当时是个青年,只有19岁,对社会人生就作了很多思考,对当时的时代,对他自己的生活,对当时的农村,作了很详细的记录,读起来很有趣味。我觉得它是时代的一个档案,有文献性,标注了那个时代。1斤猪肉多少钱,1斤米是多少钱,1斤菜是多少钱,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看到这个地方时,都会唤起悠长的、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读了它,会遇到一个陌生的时代,那是个有趣的时代,充满了艰辛、矛盾;和那个时代生活在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怎样说话,怎样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是受那个时代的什么思潮影响的,你们借此了解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时代。

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遇到所有的人,我都说你们应该读一下这本书,你们会看到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关注什么、思考什么。

韩少功:不能把科学神化,科学是有所不能的

何主席让我压力好大,他给了全面的评价,也给了很高的肯定,像何主席这种正式的评论还很少。我实话实说,我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何老师也注意到了,我书中提出了很多问题,却没有做到都一一有答案,有很多恍恍惚惚的困惑的成分在里面。何老师刚才讲的那个科学,我虽然是文科生,但也有对理科的兴趣,会读一点科普的读物,关心科学史的著作,科学史到底是属于文科还是属于理科是有争议的,有一种观点,说科学史属于理科。

我一直强烈地觉得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对科学是犯迷糊的。昨天遇到一位女士,她说你说得太好了,说她们在评审论文的时候,说这个论文不行,为什么,因为学生论文里没有数学建模,说用汉语能够表达的非常清楚,逻辑上的分析也有特点,里面没有数学,所以论文通不过,把我给气死。我后来在台湾、香港也遇到过老师们的争议,说一篇论文里没有数学模型,那是不能及格的。还有一种说法更荒谬,说一篇论文里要是没有50个以上的注释,论文就是不合格的,基本上属于硬伤。我说有必要时就用数学,没必要时就不要用数学,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学呢。

中国人自五四以后,崇尚科学,把数学神化到某种非常不正常的程度,不光是欺负文科生,也欺负理科生,欺负广大人民群众。应用数学最好的一个学科就是经济学,现在经济学大咖的论文,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有很多高等数学的东西,你没有高等数学的知识,就很难在圈子里面混。经济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2008年,美国华尔街出现金融海啸,当时提出预警的非常少见。我查了一下,整个20世纪以来,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基本上被美国包揽了,几乎是垄断了。但是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把人们弄得人仰马翻的时候,经济学家在哪里?面对贫富分化、气候危机,经济学家在哪里?这不是一个数学武装到了牙齿的专业吗?武装到了牙齿之后才变得管用吗?

我们周围的很多人,都认为科学无所不能,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专家都说了,新冠肺炎是治愈性的疾病,我们所有的疗救只是给他一个生命体系的支撑,呼吸不行了,上上呼吸机,血液不行了,给他输血。有没有最佳的药,现在有了,是不是有效果,我没有吃过。

什么是治愈性?就是只能等它修复,自己康复。科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做的工作都是有限的。他不死,他就有希望,抗病能力慢慢增强的时候就好了。原来对很多东西是无知的,未知的还是很大的一个面。比方说世界上7000多种罕见病,为什么罕见呢?发病率比较小,数量比较少,因为少,没有商业盈利的空间,大多数医疗研究机构和投资商就不会投入,因为赚不到钱呀。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有能力,至少到现在为止,在商业市场的逻辑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资料,去攻克这些难题,去排除这些盲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的时候,英国医疗开支的一半,都用在了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有人说那是有支付能力的。我们现在的医院里也有,说1万块钱治一天,你们付得起,我们就治,其实那个是植物人了,没感觉,只是机器制造的心脏还在跳。只要停止支付,把那个开关一关,人就没命了。穷人出不起这个钱。美国还有些开支用在性无能、谢顶等方面。真正用在治疗方面的钱是不够的。那种罕见病,非洲很穷的、条件很差的地方,没有投资的意义,很多病不去管,很多事情没法做,是科学的盲区。

还有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大问题,五四运动以后,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有道德,救国救民。我们搞现代化,就是奔着那三个目标去的。我刚才与何老师讨论了科学的问题,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是不是把科学看成神学的变种,神似的东西,神是无所不能的,科学也成了无所不能的。但实际上科学在很多地方是有所不能的。

韩少功:作家要有个人视角,对生活的思考产生最有原创力的思想

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有道德。让我感到困惑,很多时候我也很高兴有这些困惑。就觉得有些现象是必然的,或者是无可避免的。比方现在的人口,很多是与大家密切相关的,韩国的人口增长率是0.9,一对夫妻平均只要生2.1个孩子,人口就可以保持平衡,正常的延续,还要考虑夭折的因素,维持一个合理的比例。这是一种最危机的情况。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人口增长率是1.3。比韩国稍好一点。中国在以极快的速度接近日本,我看到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是1.7。特别奇怪,东亚以前是最重视生孩子的,特别是在中国,以前是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天伦之乐。最大的不孝是无后。现在东亚却是人口崩溃的势头来得最快最猛的。不婚不育,恐婚恐育,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以前是穷,现在日子是越来越好了,我当司机那时候才穷呢,但是男同学女同学一个个都没有剩下,该嫁的嫁该娶的娶,都没问题,为什么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问题却越来越大了呢?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不理性的理由,物价啦,医疗成本啦,教育成本啦等等。最后一个理由是,我们基本的伦理观,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我们是不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

作家不是法官、记者、社会学家,不干社会影响大的事,作家特别强调个人视角。把个人的东西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是达尔文给我们建立的一个非常科学的理论基础。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本在世界上得了奖的书叫《蚂蚁》,湖南图书馆有。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美洲突然出现了森林的大火,一群蚂蚁被火包围了,眼看着就要被烧掉,蚂蚁们急得团团转,这时候奇迹发生了。蚂蚁有个自助团,变成一个蚁球,向火线外突围,外层的蚂蚁都被烧焦了,发出滋滋嘎嘎的声音,发出了恶息,但它们不断地翻滚,被烧焦的蚂蚁还紧紧的互相勾连,保护它的核心,滚到了水边,外层的蚂蚁都牺牲了,里边的蚂蚁得以幸存。

动物是怎样的,人也是怎样的,自私不等于恶,人性本私不等于人性本恶,在很多条件下人性本身可以催生一种、呼唤一种人性本善。蚂蚁自救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蚂蚁蚁性本善,它们团结合作,团结奋斗,团结自救,那是非常壮烈、辉煌的一种生命启示,蚂蚁能做到这样,人与人怎么互为敌人,怎么变得那么狭隘,那么心胸窄小。我们一家人不像一家人,爸爸不像爸爸,儿子不像儿子,媳妇不像媳妇。有些还包括女权主义者,我是最赞成尊重妇女的。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那种唯女权主义,叫做“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就把自己当作一个生活不能自理者,成天犯着公主病,公主病加杠精,很多影视剧里面都有,女权主义者就是这样。

女同胞们,她们在丑化你们啦。你们是不是这样?现代女性都是张牙舞爪,不张牙舞爪就人世崩溃。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不光是对男性的伤害,包括男方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会受到伤害,她这种不是女权主义,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在五四以后,把这种个人至上、利益至上当着我们全部的理论基础。

九十年代的时候,为了搞招商引资,在马路边上挂标语牌,上书“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当时特别反感。我把这叫做灵魂搭台,精神唱戏。把这个文化建立在一种谋利手段上,特别丢人。怪不得社会上有很多有识之士诟病我们叫经济动物,太在乎钱了。还有在相当一段时期,官方电视台经常在新年致辞时,说恭喜发财,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叫恭贺新禧。恭喜发财对生意人来说,对企业家来说,都没问题,在物质生产上就是要发财,发财就是发展经济,但是你的听众不光是这些人,还有公务员,有法官,有记者,有和尚,有尼姑,有医生,你恭喜他发财干吗?我们要反思我们的基本伦理观里面,在日常生活中留下来的一些隐患,一些风险的东西。我不会玩麻将,不会打游戏,是一个非常没趣的人。在乡下有时候我会去游泳,也算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吧。

真正有活力的思想,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间感受,身边遇到这些难题,你去琢磨,这样的思想才是最有原创力的思想。我给你们报告一点不好的消息,这本书其实是很不讨好的一本书,理论家绝对不看好这本书,韩少功这是什么鬼理论呢,不过就是一些文学散文。还有一个,你在文中提的这些,不是管闲事吗?这是你该管的吗?如果我这本书拿到大学里面去,可能门槛都过不了,还到不了评委会。

韩少功:我们要有忍耐,要有持守,要有旁若无人的精神

这本书与现代社会一些体制的东西是冲突的,是格格不入的。在理论界是得不到支撑的,是更获不了奖的,反过来说,在文学界也这样,你能拿到鲁奖茅奖?也拿不到。有些理论家觉得您整这些东西,是不是江郎才尽啦,你不好好搞小说,却搞这些东西,是不是藏拙啊。还有就是,你这不是在管闲事吗,这些事是你该管的吗?何立伟能够说一个好,那对我已是喜出望外的事情。而且在文学界说好,还能说出点道道。我回到海南,有个朋友说,你这本书不错哦,豆瓣评价9.8分,很高了。我也上豆瓣去看,确实说好的也不少,基本没有说好在哪儿的。像何立伟这样能说得头头是道的还真少见。在文学界也就是一个冷遇的情况,很可能有些人是有兴趣读,读时也会有障碍,而且很难得到一个好字。所以算是两面不讨好。

我算是文学里面不三不四的、不伦不类的一个“混混”,我也不后悔。我觉得,在文学界,规范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可能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们的活力,限制了我们思想的自由。到这把年纪了,不愁吃也不愁喝,也犯不着去拿什么奖,去当一个什么委员,我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所思所想,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当初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到汨罗找到我签那个出版合同,说要出本书,我们签个合约,问我签多少,我说随便,他说您别客气,我说就签1万,说报销1万就可以,对方说这么低啊,我说1万能让你们不赔钱了,我也就心安了,我不大相信这本书能够卖得很好,我更不相信他们会追加印多少,包括何老师刚刚给我作的广告,说书上要划一个太平洋,这是很给力的广告词。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朋友,就是要有忍耐,要有持守,要有旁若无人的精神。这是一个特别浮躁的时代,如果我们没有一点忍耐和持守,没有旁若无人的精神,就可能是一种文化上的荒芜,一地鸡毛的状态。

现在我请何老师谈一谈对我们整个文坛有些什么感受,我们来对一对,碰一碰。

何立伟:《人生忽然》考验读者,也考验评论家

龚曙光是《人生忽然》这本书的始作俑者,他是一个很能读书的人,却花了整个国庆假期才读完韩少功这本书。这本书你很难浏览,浏览的话你什么都没看到,必须仔细地读。它是对读者提出挑战的。如果没有词典,你会产生阅读障碍,这本书对读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韩少功是一个对读者提出挑战的作家,也是一个对批评家提出挑战的作家,批评家很难评价。

曾经在汨罗,他还在文学馆的时候我说过,我说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一篇让我满意的、写韩少功的评论的像样的文章。他与别的作家不一样。他的这本书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不是几千年前传下来的,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一直传下来的,延续下来一直到晚清,这种笔记随笔的写法,韩少功是一个跨文体写作的人,他卖得最好的一本书叫《山南水北》,那是最没有阅读障碍的一本书。他的长篇《马桥词典》《暗示》,都是有阅读障碍的。《山南水北》也是跨文体的,你说它是散文,又不是散文。他的小说是小说,又不是小说,《马桥词典》《暗示》不是传统的小说,不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一个人物从头到尾贯穿始终,一个故事从开端到高潮发展到结尾,他没有。我们所有的阅读期待,特别是被故事养大的一批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期待,在韩少功的小说、散文、随笔里面会得不到,但他会让你得到意外,就是让你想不到的东西,非你所期待的东西,是另外一种刺激。所以他的书很考验读者,也很考验评论家。

何立伟:作家写作不能有散文歧视,要坚持创新,但不能盲目模仿

何立伟:韩少功刚才在他的话里表现出对散文文体的一种歧视,好像说你写这个就不能写小说了,写散文比写小说要高,唐宋八大家里面有谁是写小说的告诉我,写这个不行,写小说牛B,不要有这种文体歧视。好像觉得散文是边角余料,思想和材料都是边角,大材料用来写小说,边角的才拿来写散文,这是一种散文歧视。

韩少功:现在人事部门都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歧视,比如说海南的人才认定标准就规定,得过长篇小说奖就算人才,得了短篇散文奖就不算人才,我说鲁迅没写过长篇吧,契科夫、莫伯桑等好多作家都没写过长篇,他们算不算人才,伯克斯是作家中的作家,也没写过长篇。文学界这些莫名其妙的规矩,还感染到很多部门,包括党政机构。

何立伟:标准是很混乱,很多莫名其妙的标准。现在什么是好小说,什么是不好的小说,都没标准,什么是好文章,没标准。韩少功是一直进行文体创新,一直他有很强的这种文体意识。上世纪80年代有一批作家是很有意思的,到90年代以后都纷纷转投现实主义了,全部皈依现实主义了,不再搞实验小说,因为实验小说没人买,没人懂。但是韩少功的每本小说,还有他的散文,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一种崭新的文体试验。用词条写小说不是他的创造,但他是中国第一个作用词条来写的。

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它的结构不简单,他用词条来结构内容,内容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个小事故,就是一对小夫妻在家里做爱,还自我欣赏,拍成录像发到一个很小众很小众的网上去,结果被学生家长看见,告诉了学校,校方考虑要不要让这个教师继续留下来,他是不是还有资格当老师。很简单的事情,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通过他结构上的创新,用词条来结构,时代在里面了,历史在里面了,社会上存在的巨大的问题也在里面了。这种创新能够给以往的传统带来一种巨大的能量,包括这本书里面每一篇文章,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散文。

韩少功这本书每一篇文章的容量,不是几千万把字的容量,对时代发生的问题,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他进行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困惑,也会产生了悟。他在关键的每一个文学发展时期,都留下烙印。改革开放过后,外国的作品大量涌进来后,大家都纷纷模仿,模仿海明威的面包式的句子,模仿意识流,他却承担起中国传统这种文体的自觉,他的思维是很超前的。对这本书,一个有心的人,要花功夫去读,我读书很快,我也花很长时间去读这本书。

韩少功: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的要求不一样

很多时候,是时事造英雄。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开始写作,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获了两次全国的奖。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不是说当时写得多好。当时写作的人很少,文革刚结束,大家都不敢发声,文坛是空荡荡的,几个冒失鬼冲进去,瞎折腾一番可能就成功了。那就是一个机遇。那是一片处女地。我是很幸运的。现在很多年轻作者,就写作的技巧来说,随便拎出一个都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强。但是我很幸运,写了《文学的“根”》,这篇文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产生的论文不只上千篇,争议了好几年,甚至是到一二十年以后。不是我很牛,那个时代需要思考,当时读书的人是少数的。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刚才何老师赞扬我的《人生忽然》这本书,得到的结果也就是发了一万多册了,有廖廖落落的掌声,还有何老师这个最响亮的掌声。(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意思是真正的好文章是流行不起来的)所以有时候也要认命,时代不同了,很多人需要娱乐,他们提出文学别整这些让我们头疼的东西,我们要开心,把娱乐进行到底。我觉得这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站在我们这个所谓文化精英的立场上去统一所有人的这种需求。

以前这一百多年发展太快了,大概100年以前,我国的文盲率是80%左右,那时候的军队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军队,营长和连长都是不识字的,身边带一个文书官,帮领导看文书看地图,而现在我国的文盲率降到了大概4%以下,这是官宣的数据。96%以上都是有学历的。高校的入学率已过了五成了,就是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在读大学。这样巨大的变化后,文学的地位是很高的。托尔斯泰写的《伯爵的马车》,他有发脾气的权利,作家是社会代言人,是整个社会的喉舌。

以前那个时候读书识字的人是少数,现在的文学是开放的,完全平民化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媒体,每个人就是一个出版社,就是一个杂志,就是一张报纸,随时可以发表你想表达的东西,理论上是这样。全民写作的情况与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极少数的文化精英,垄断这种写作的权利、表达的权利,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存在一定的社会义务、道德义务,而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求每个人都承担责任,这有点苛求。

我想起北上广深这种大都市,很多的打工族,“996”,一天到晚忙,忙得要死,通勤的时间大概要花三、四个小时,工作9个小时或10个小时,回到家里已经累得像一摊烂泥。这个时候,文学在哪里?通常是他们在公交车上戴个耳机,听听音乐,这个时候你要求他深刻、崇高,有点苛刻。他们太累了,就要求娱乐,这个不合理吗?合理。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群体,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娱乐,就是要轻松。现在关于宫斗、穿越、盗墓等方面的网络小说为什么行销?不要求你沉重,不要求你深刻。反而沉重就是毒药,深刻就是毒药,贴近民生、贴近生活就是毒药,就是要爽、放松、开开心心。

韩少功指出,我们的职责是朝着认定的方向前进

为什么有些小说可以写几千万字呢?他就是过关,过了一关又一关,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像我一样,像何立伟,他写小说啊,用笔是最省的,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他写小说就像写绝句,非常吝啬字,最忌讳重复了。现在很多升级打怪的小说,不断地重复、不怕雷同,写小说不像其它的,一串一串的,一堆一堆的,一个军队转业的司机,或者是一个黑天鹅、小女孩,一个很霸道的女老总、女总裁见到一个霸道的男总裁,类型化、重复化,仿文。

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需要包容的,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尤其是体会到底层、体力劳动者,他们的辛劳,要给他们休息、放松的文化需要,给最好的服务,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最好的文学,这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在很多大学的教授在研究,网络小说就是互联网+文学,这个可能有点心急、有点简单化了一点。就像我们要包容打麻将和斗地主,你不能说一个社会不能容忍这些东西,如果说打麻将、斗地主、炸弹,就是高雅的东西,这也说不过去。这种评论太粗糙了太仓促了。

作为一个文化从业者,我们的标杆在哪里?我们的目标和方向在哪儿?我们要坚守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说,何立伟都要写绝句,我还是很赞同你写绝句,只要有饭吃就不要着急。如果实在是没饭吃了,那你写网络小说我也赞成。如果是在有饭吃的前提条件下,我们还是要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前进,这恐怕是我们的一种职责。

韩少功分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业经历

主持人: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们好像聊了很多文学以外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文学的东西,大家可以直观地感觉到韩老师对很多话题的关注,比如说当下的生命问题,还有疫情的观察和思考。在这个活动之前,韩老师有很多的身份,对我而言,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教科书里面你是“寻根文学”的创造者,后来您又放下写作去创业。

韩少功:我插你一句:那个寻根文学,我一直不用这个词,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很多理论家批评家创造了这些词,寻根文学,寻根派等,这些东西,我保留一定的看法,还有什么派啊,文学都是各自为阵,各自为战,很难统一地组成一个流派,但是理论家也要吃饭,教授也要评。

主持人:所以,作家是不同意搞什么派的,但是我们这些研究者,为了有点事儿干,非得归纳一个什么派,所以就有了派,但它可能对我们的学生而言,对初学者而言是一个概念。但读了这本书后,我又感觉到韩老师是放下写作的那些年那个创业者,您在海南创办公司,包括您想设计一套全新的体制时遇到的那种无奈,想创新,以及对这种所谓的零碎的一种思考,当然我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

韩少功:那时候我刚到海南办杂志,海南穷啊,街上红绿灯都没有,都是明沟流水的,一个大集镇,我们去了后也没钱,领导说,财政一分钱没有啊,你们自己挣自己发工资吧,1988年,那时候,我自己还有一点积蓄,有5000块钱的存款,我就自以为是小富翁,没过几年,自己给自己发工资就快发没了,就快见底了。那时候办杂志,就我们自己凑点钱,自己给自己发工资,发多少呢,摸摸脑袋,说发两百吧,一个月发200块钱的工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当时真是没办法写作,得先养活自己,先要吃饭。当时的文化人哪懂得市场经济,那时候谈论市场经济都是沙龙里的高端客,是小资青年向往着诗和远方,市场经济是有牙齿的,要吃人的,我们刚进去摸爬滚打,开始就吃了很多亏,后来慢慢的摸了一点门道,认真的放下架子,放下文化人的架子,向商人学习,向工人、农民、基层干部学习,学习务实的能力,养活自己的命,一分钱一分钱地挣回来。

那几年虽然没有写作,但对我的写作也很有意义吧,至少接触了很多各个层面的人,知道生存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一年多之后,我们的杂志社变成了税利大户,变成了我们的一颗摇钱树。那时候我们很牛,海南那个上市公司的老板见到我们都毕躬毕敬的,搞房地产的那个潘石屹、冯伦,那时候他们还在穿着短裤衩,晃荡晃荡吃大排档。当然从后来说,也使我们很多文化人增强了生存的自信,经过那一年,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文化人他是不值钱的,但是很多情况下,要把它变现,他就变得值钱了。

记得那时候我们发稿费,我说要给作者最高的稿费,你们查一下香港稿费是什么标准,我们一定要超过他们。北京有一个老作家叫丛维熙,一个老作家,他写了几万字的作品给我,我一下子给了他一大把钱,我现在记不住是多少了,他吓坏了,说怎么这么多稿费呢?我说丛老师,我们整个一期杂志下来,利润有六七十万,但稿费开支才一万多,所以开出一万多块钱的稿费都让您吃惊,您已经被霸道地剥削了。

所以,那时候对什么是文化,文化在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文化产业有什么可能,都有一些体会,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有这些经历不后悔,虽然耽误时间,虽然几年没出作品,不要紧。

韩少功:城乡文化逻辑不一样

主持人:有一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功嘛,其实在文学界,大家对散文的划分,一类是抒情多一点的叫抒情散文,一类叫知识性散文,大家一般都会把韩老师的散文归类到知识性散文。

我觉得其实跟刚才韩老师讲的这段经历是完全分不开的,因为大家通常会觉得作家是一类很浪漫、很虚幻、也不怎么接地气,可能与老百姓之间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韩老师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段足踏实地的创业经历,所以特别能理解很多他在一些层面上的困惑和痛点,包括像韩老师讲在地铁上看到的一些年轻人的状态,这确实是很多年轻人很难观察到的,因为很多年轻人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像一台机器一样的不停地运转,对自己的前途对自己的未来有希望也有压力,然后也有迷茫的一面,您对这方面的观察特别的细。

刚才谈到韩老师的身份很多元,大家看韩老师这么严谨,思考问题这么深刻,其实你们不知道,他在汨罗的房子里,他的冰箱是周围老百姓公用的冰箱,餐具也是老百姓公用的餐具。

韩少功:现在不公用了,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冰箱了,因为2000年的时候,冰箱还比较少,很多人家里还没有冰箱,有冰箱也舍不得用电的,他们把一些肉啊鱼啊什么的,寄存到我的冰箱里面来,等他们需要请客人吃饭的时候才把东西提回去,有时候搞得我们家的冰箱特别复杂,搞不清楚了,有时候把人家的都给吃了,人家来找的时候没了,发生过这种小事故。

主持人:您是怎么想到这么一段故事的,刚才何老师说大家喊韩老师叫韩嗲,周围的小朋友都会这样称呼是吗?

韩少功:乡下人有一种文化逻辑,叫老是尊敬,城里人的文化逻辑是反着的,把老的叫年轻才是尊重。大姐叫成小姐,叫小姐叫小妹,乡下农村30多岁的男生就可以叫你爷、叫你爹、叫你嗲。我到乡下去时才40几岁,2000年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叫韩嗲,叫韩爷,那是尊重你。这两种逻辑经常打架的地方在菜市场,你们注意到没有,因为城里的主妇去买菜,乡下人卖菜,这时候两种文化逻辑就打架了。所以我顺便解释一下,你们到乡下去,要往老里叫,但是在城里要千万小心。

主持人:谢谢韩老师!刚才我认真地听了后,有几个点,何老师今天也是很出乎意料地,第一次见何老师从怀里拖出一张纸条,何老师刚才说看韩老师的书,会画很多波浪线,这个我真的要说,在做这个课程准备的时候,我看了这本书,很多金玉良言。印象特别深的是,韩老师以前也做过很多文字工作,在大队写过材料。韩老师提醒我们说,领导布置写稿任务的时候,千万不要提前交稿,因为那样会给领导很多修改的时间,我们觉得在前一天的时候差不多了,改也没多少时间改了,然后一看就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很多很多的话,让我们感觉到韩老师是对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和高度的提炼,才写出了这样的精彩文章,才会让读者去划波浪线。

今天我们湖南文艺出版社和《芙蓉》杂志社的老师也来到了现场,大家如果想划波浪线,一定等一会到后面去买《人生忽然》看一下。

第二点,我觉得很有感触的地方,就是韩老师讲的“男性负责赚钱养家,女性负责貌美如花”,这句话,我是女性,我也是非常非常不认可的,因为我的老师也是研究女性文学的,其实把这句话讲出来,就是把女性物化了,把自己的价值作为一种商品去进行一种等价的交换,那我觉得现在女权有一个很不好的风向,它并不是真的要追求平权,它是想要追求一种红利,就是想利用这个性别的不对等,去赢取一些东西,来让你们觉得你们要照顾我,要亲切对我,那其实不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平等不是这样的。但是一般来讲呢,像韩老师这个年纪的男性,特别是中国的男性,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且给予女性真正的尊重。所以,对这句话,作为女性,我觉得受到很强烈的触动,这是真正的平等。

第三点,刚才韩老师说《人生忽然》,如果去评职称的话,连入围都入不了,其实对中国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用和无用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那可能您说这个对评职称很无用,这是一个现实标准,但是你看了以后,可能会写出许多对评论有用的东西来,其实这也是它的功用。但是如果很功利的去看的话,我今天看了明天就能有一个很现实的收获,我觉得这不是文学的作用。最近大家讨论十分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人与宇宙,我也看到一个标题,《文学就是最初的原宇宙》,它离我们最初的想象力、无限的空间,让我们去收获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可能比别人塑造出来的那个原宇宙会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活力。作为一个读者,我感谢像韩老师和何老师这样的文学大家带给我们的无数次心灵的震撼和感动,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谢谢大家!

应疫情防控相关要求,这次讲座全程采取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近50万观众通过网络直播听取了两位文学大咖的精彩分享,对韩少功的新书《人生忽然》有了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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